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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反腐失败与美国反腐成功启示录  

2014-01-16 23:18: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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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的腐败现象,其本质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脱节。在这个意义上,民国反腐之所以失败的答案,实际上是和政治制度尚未现代化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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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反腐成功的前提:完成政治制度现代化

按照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研究,社会的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同时也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因此,经济现代化不应该成为贪腐的借口。相反,贪腐反倒应成为尽快实现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鞭策。总体说来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意识扩大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物。刹住腐化风需要对这种参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政治组织发展了,就能减少腐化的机会。腐化与政治组织的程度成反比关系(摘自【美】塞缪尔?P?亨延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民国反腐失败也正因蒋介石政权始终是没有走向现代政治的独裁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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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反腐成功经验:政府服务走向多中心非垄断

 美国反腐成功的一大重要因素是设置了限制和避免腐败产生的制度。腐败收益取决于政府产品的稀缺性和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同质的政府产品或服务不是由一个机构垄断,而是由多个代理人提供,且他们是非共谋的,那么政府产品和服务的稀缺程度就会降低,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也就相应减弱。另一个途径是设立公职人员管辖范围的交叉重叠区域,以缩减其自由裁量权。大大减弱公职人员与私人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摘自:张宇燕、富景筠《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8期)著名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理论上提供了支持,他认为从提供公共物品的规模、竞争与效率等角度考虑,大都市地区的多个政府格局不仅不应当改变,而且应当提倡。这种格局形成了一种“多中心政治体制”,以区别于“单中心政治体制”。(摘自《东方早报》2012年7月6日第B11版,作者:王建勋,原题:《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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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反腐的本质:走出僭主政治 社会需要共识

 反观蒋介石政府统治下的民国反腐的失败,会发现其背后显示出其作为僭主式政治的对合法性的焦虑。在向民众标榜自身无法做到的自由、民主、民权的高姿态以获得合法性的同时,其独裁政府本身必然导致的腐败却成了对这种高姿态的嘲弄。当民众将蒋政府的口号与现实做一个简单比较之后,只能产生对其政权更深的不信任。其政府也随之失去公信力。如亨廷顿指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则有赖于更广范围的社会集团参与其中。选举、议会和政党是现代社会中组织此种参与的办法。这是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参与的扩大却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摘自【美】塞缪尔?P?亨延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政府始终保持着一元化金字塔式的指令型政府结构。这种前现代的政治结构必然导致制度型腐败,这就是民国政府反腐失败的根本原因。一个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能让社会成员和集团都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才能在公开的环境中产生一种社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才能避免合法性焦虑。从而在社会形成的共识之上界定权利的边界,并对之形成有效约束。对腐败的控制才真正有了可能。

结语

腐败是无法被彻底根除的,这是事实,也应是社会共识,因此应在社会形成的共识之上界定权利边界,并对之形成有效约束,反腐才真正可能成功。但是,这种社会共识只有在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才能产生。换言之,也只有在一个社会建立了现代政治制度之后,腐败才有可能被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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