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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以军:作家要与全世界为敌  

2014-06-10 20:34: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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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这位台湾重要的中生代作家——骆以军之前,我读他的文章:层叠的时间与空间、现实与梦境交错,悲伤在字句里好像浓稠的化不开,还以为他是那种愁苦的作家。直到我去他下榻的酒店房间采访,看到他果然如绰号“骆胖”一样微胖的身材,穿着T恤短裤,光脚出来开门,迎我进去,又问我,“因为我抽烟,所以只能在房间聊了,你不介意吧?”一下子将文字中看到的那个他完全驱走了。

骆以军这次来深,是为刚出版的新书《脸之书》做活动。尽管已有过无数次演讲,但他仍然为下午的讲座紧张得不吃午饭,甚至走到书店门口都要停下来抽支烟,晚几分钟“上断头台”。这样一个极度容易紧张的人,在写作上却是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人”。这一次,他在《脸之书》里讲述了在计程车、咖啡馆、酒馆、按摩房的包厢里听来的各式各样故事。骆以军形容,这些底层人物的悲喜故事,就像是散落的一颗颗珍珠,折射出台北城市的五光十色。

1 吹萨克斯风式写作

深圳晚报:听说您这本书坚持手写,不用电脑?

骆以军:是,只要是我任何的写作,都是手写。这十年有时在咖啡屋的室外写,因为在户外才可以吸烟,有时候会没位,就像是逐水草而居去另一间。有时太热,就只好找一个小旅馆,休息三小时写掉。

深圳晚报:专栏的写作过程应该会轻松些吧?好像您当时写《西夏旅馆》抑郁症都发了。

骆以军:当然没有像长篇那么用力,专栏会比较轻松,好像我是一个苦练了很久的一套很复杂的玄天剑,写《西夏旅馆》时就像用玄天剑跟一个更庞大的军队搏斗,产生剧烈的厮杀。但专栏的写作过程很开心,好像在吹萨克斯风,或是在跳很轻的爵士舞,很即兴就出来了。

深圳晚报:虽然每一篇的篇幅都不长,但我在阅读时经常看到您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梦境交互,让人产生一种很恍然的感觉,您好像很痴迷这种写法。

骆以军:这点我没想到,是你发现的。在城市单一个体上,我不希望像人类学观察那样,写一个妓女的一生。但在这么窄小的时空里,会不自觉产生一个回圈,合理的写实顺着的时间“他说”掉,或者把时间折叠掉,可能是我不自觉在做这样的故事训练。我希望我的故事,即使很小,还是有一种很粘稠的东西。

2 折射城市的五光十色

深圳晚报:这本新书跟您之前的书有哪些不同?

骆以军:台湾持续读我书的人可以看出,这本书可以看成是《我们》、《我爱罗》的升级版,甚至是终极版,我以后不会再出这样的书了。

还有一点蛮纯粹,在阅读上,《脸之书》不像是《西夏旅馆》那么难读。每一篇都是两千字,很容易进去。我以这本书为一个默契的剧场,点一根火柴棒,火柴点燃了,故事就从火焰中冉冉冒出来,火柴熄掉,故事就结束了。在两三千字的篇幅里,不会有庞大关系的延伸,很符合我现在台北城市里,常常在各种奇怪的空间里撞到的人。我想达到的效果就是,类似赫拉巴尔的《底层的珍珠》,写妓女、流浪汉,这些底层人物有一团颜料比较暗的油彩。

如果用温柔的眼睛观看他们,好像也没法支撑写一个长篇,但用短篇就像一颗颗珍珠,每颗珍珠都有这个世界踩在上面的脚印,造成的伤害,虽然都看不到全景,也看不到那些错综复杂的伤害的源头。可每一颗珍珠都会折射出一点点闪瞬的光,折射出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美好、伤害,或者这些人对这些伤害的宽恕。将这些珍珠放在一起,好像变成这个城市的浮光掠影、五光十色的追忆似水流年。我觉得《脸之书》应该也有这种效果。

深圳晚报:所以您在书中也写了很多这种故事。

骆以军:对,我在计程车、咖啡馆、酒馆、按摩房的包厢里听说了很多怪异的故事,其中有遗憾、后悔,很多都是小说的材料。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以前是开水族馆的,后来投资失败开出租车。我是用偷故事的方式描述这个城市。没有像舒国治那样写哪条街有碗面很好吃,也没有像张爱玲式的大房子里,更像是一个侧拍,我也跟一个读者一样,路过这些人的故事。

深圳晚报:您写专栏的同时也在写长篇,能谈谈这中间的过程吗?

骆以军:2008年我写完《西夏旅馆》,到今年我写完《女儿》,这中间有六年。开始写新的长篇时,我已经完完全全离开《西夏旅馆》很久,当然这中间内心花很大劲,不要让自己下一本书用《西夏》这套体系。我希望自己每一部小说,不光情节、内容、主题、甚至到语言都整个翻天覆地翻掉。这样通常就需要时间过渡,现在年纪大了,从一个长篇到下一个长篇,这中间的时间就好像是哪吒在换骨头,整个内在的骨头都在撕碎,这中间每个星期要强迫写一个短的故事。当然我有朋友劝说我,不要让我那么卖力,但我想说,我想成为一个极限的小说创作者。

3 书写小说要粉身碎骨

深圳晚报:您之前说作家写作很孤独,这很容易理解,但您说作家应该与全世界为敌。我不太理解。您现在还是保持这样的观点吗?

骆以军:当然了!还是要与全世界为敌。这世界没那么容易,不是像《魔戒》里,一个邪恶的魔王藏在一个火山里那样有清晰的道具。很多时候,世界很复杂,尤其网络将一个爆炸的世界每天送到你面前,你通过手机,每天感受到世界上发生着哀痛,你感到悲悯,可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你没法在噩梦的破洞里做一个修补者,你瘫痪在那里。

在小说的世界里,就好像是不停止的动作,你永远要让自己展开翅膀,钻进去这个世界的风暴圈,弄清楚里面是什么,可能你会粉身碎骨。可是书写小说本身就是粉身碎骨,并让这个粉身碎骨介入你所存在的这个时代。其实这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伟大的小说家都在做的事情,他未必能找到答案,但后来的读者能从文字的残骸里,看到说故事的行动和他置身的时代,穿透它。

深圳晚报:可以理解为带着一种观察、批判的意味在里面吗?

骆以军:当然一定有批判,但比批判更进取。我觉得批判是有一种方法论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小说家有一个文学观,我启动的文学观的维度太复杂,在那个文学观里,我绝不媚俗,不代表我不批判。

就好像格拉斯,后来参加纳粹,道德位置为此被贬到很低。但在《铁皮鼓》里,你看到他用嬉笑的眼光写他发狂的妈妈、倒霉死去的父亲,被困在德国战争状况的全景种种悲伤。重点不是在批判在这件事,重点在批判容易吗?把人放在那个情境设计里,你一样会变成那样悲惨、滑稽、不可思议失去人类尊严的怪物。

深圳晚报:那可以理解成除了批判,还有一种设身处地的包容?

骆以军:对,不过要比那层意思更多。我一直在讲小说写作就像万花筒。小说的书写唯一在做的就是,不要让经验只被一种经验垄断。小说家有一种鬼脸,当大家开始用神圣语言把一种经验占据,一个好的小说家,会想尽办法在这个画面上盖上一层透明的幻灯片,让人看下的全景改变了。再好的小说家,可能会再盖上一片又一片透明的幻灯片,就像蕨草的覆面一样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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